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亚浩罕汗国的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清廷一直计划收复失地。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同意左宗棠“先收复乌鲁木齐，并在哈密、塔城地区增设重兵”的建议，同时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场战争的取胜之道在于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正确的行军路线、有效的作战方针。那么，晚清名将左宗棠是如何谋划收复新疆的呢 ?
剿抚兼施
“剿抚兼施”是清廷收复新疆的一个基本政策，是将军事“硬打击”与政治“软招降”相结合，尽最大可能分化瓦解敌人势力，减少收复新疆的阻力。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向皇帝建议：“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左宗棠认为主剿的对象是阿古柏入侵者及其追随者，抚的是新疆当地各族支持清军的民众。对于被裹挟的各族平民，除负隅顽抗、死不悔改者之外，其余一律进行妥善安置。不滥杀、不扰民，才能得到新疆各民族的真心拥戴。
纵观整个新疆用兵过程，剿抚兼施政策分化瓦解了敌人，减轻了清军的进攻难度。从乌鲁木齐克复到第二年清军南下期间，众多新疆各族群众投奔清军，为清军提供粮食、做向导，帮助清军打击阿古柏势力。以达坂城之役为例，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清军攻克达坂城，擒获守城主将及众多俘虏，其中有大量被胁迫的民众。对于这些无辜民众，清军均给以衣粮，令各归原部，等候官军前进。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清军内应，有的带领各自部众归顺。新疆民众积极配合清军的作战行动，增强了清军在天山南北的军势，推动战争朝着清军有利方向前进。
先北后南
当时收复新疆有三种行军方案：一是南北齐进，二是先北后南，三是先南后北。
左宗棠支持第二种方案，即“先北后南”。这是综合考虑了敌方兵力部署、新疆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的结果。从兵力部署看，阿古柏的势力集中于南疆，以托克逊为中心，散布在达坂城、吐鲁番等地区，其在北疆地区不仅实力比较薄弱，而且反抗阿古柏的势力较为活跃。先北后南可以分散敌军兵力，将吸引过来增援的南路敌人加以歼灭，大大减小了进军困难。从地形地貌看，先北后南能占“地利”，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清军受阻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另一方面可对南路造成东、北两面夹击之势;北疆土沃物阜，可供驻军及作为军储基地，保障物资供应。从历史经验看，“北八城广，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清军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也均采取先北后南的方略。
缓进急战
左宗棠受命收复新疆后，面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形势，在兰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缓进急战”(又称“缓行速战”)的作战方针。
这是在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地理与地貌特点、交通状况，了解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与实力对比之后慎重提出的。新疆作战必须“先迟后速，缓进急战”，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关涉战争成败的关键方面，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战争需要的兵、饷、粮、运等核心要素，扎扎实实做好物资储备和军需供应。
“缓进急战”的首要前提是积极整军备战，不匆忙出击。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筹措军饷，囤积粮草，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特别是在强军减员方面做得非常严格，即使是自己的主力军队，也要剔除空额，淘汰弱兵，只留强兵。左宗棠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不加勉强，一律给钱遣送回籍。
“缓进急战”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不可松弛懈怠，犹豫不决。战机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打击的最佳时机，则可能陷入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境地。兵贵神速，一方面要求在急战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另一方面，出兵进击要达到“稳、准、狠”的打击效果。因此，左宗棠在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后，耗时一年多才进军古牧地，但攻占古牧地后不过6天，即收复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整军经武
此时，阿古柏的军队得到英国、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装备精良。对此，清廷采取精兵政策，挑选精干士兵，对缺额的部队进行补充，并为军队配备枪炮等武器装备。主力军队刘锦棠所部，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左宗棠曾配给开花后膛大炮2门，车架开花后膛炮4门，后膛七响枪300支，快响枪80支，并且在出关后还陆续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
清廷在精兵强军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将领的整治。一方面重组了西征军的领导机构，另一方面进一步严肃军纪。清军出征前还开展了一次以强化训练为主的严格整军行动，内容包括处罚军事素质低下的将领兵士，严惩军队中的经济犯罪等。
在整个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一手“政略”，一手“战略”，齐头并进，双管齐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军事战略的实施确保了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行军过程中“以民为本”的政略为收复新疆起到了积极作用。
左宗棠还提倡军民合作，大力兴办屯垦和文化教育事业。他鼓励士兵参与农耕，帮助当地百姓进行生产，以提供战时所需的粮食和资源。他还积极推动各种文化和教育项目，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这些举措不仅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也为新疆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