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年谷雨，会稽苍苍。在绍兴大禹陵祭祀广场上，人们肃立雅静、击鼓撞钟、恭读祭文、颂歌祭舞，完成了一场庄重的典礼。这是2024年公祭大禹陵的仪式。仪式的神圣与庄重，传达的是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庆共谒的追思和敬意。
在公祭仪式前一天，由中国水利博物馆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编撰的《中国禹迹图导读》正式出版发行。为什么这幅描绘大禹足迹的宏伟画卷，在华夏大地上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传承，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4000多年来，大禹被华夏儿女尊为立国之祖，深受敬仰和崇拜。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更成为中华文化中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象征。活态的大禹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凝聚着国家繁荣昌盛的力量。
一、为何古今都编修禹迹图?
考察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不能不提到《禹迹图》。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也是我国地图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古代科技史上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及突出的历史地位。
现存的《禹迹图》有两方石刻图：一幅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南宋时刘豫政权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另一幅藏于江苏镇江焦山碑林，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刻石。这两块刻石图名、比例尺、内容基本一致。
西安《禹迹图》石刻地图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计里画方”制图法，使用方格坐标为底绘图，整个图面上浅刻横竖直线交叉组成的相等方格，把地图的精确程度和表现能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面表现的实际范围东至黄海岸边，南至海南岛，西至青海祁连山，北至黄河北沿。
全图共有地理名称500多个，既反映了古代九州的概貌，又描绘出宋朝时期中国的地貌全景。它的准确性显示出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地理测绘技巧和高超的经纬度测量技能，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禹迹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对《禹迹图》盛赞道：“无论是谁把这幅地图拿来和同时代的欧洲宗教寰宇图比较一下，都会由于中国地理当时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而感到惊讶。”
编制当代的《中国禹迹图》，可以将分布各地的禹迹以地图形式呈现，不仅彰显了文化标识，也体现了时代特色，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2018年4月，绍兴首次发布了《绍兴禹迹图》，共有禹迹127处，并设立了64个禹迹标识牌，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资源活化的新路。2019年4月，绍兴出版了《浙江禹迹图》，详尽记录了浙江省内与大禹相关的众多历史遗址和文化标志，是对大禹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创新示范。
2021年初，为使禹迹图编制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绍兴启动了《禹迹图编制导则》项目。2022年2月，该项目完成，明确了禹迹定义、编制原则等关键要素。2022年4月，绍兴发布了《中国禹迹图》(2022版)，收录了中国各地300多处禹迹点，是我国首张以夏朝以来大禹文化的发展为视角而绘制的禹迹历史地图，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这张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禹迹图》地理范围东南至台湾，西南及云南，西北达甘肃，东北到吉林。其中，共收录全国323个禹迹点，涉及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属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这323个禹迹点，将大禹治水在中华大地上的重要足迹一一呈现，真实反映了大禹文化的影响范围和传播路径。
从文化价值看，编制《中国禹迹图》不仅能够为水利史、文化史、考古等学术研究提供导引和帮助，而且对大禹文化的活态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它还为实现文旅融合的创新性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二、大禹为何频频出现在
“夷夏同源”的历史叙事中?
作为中华文明文化符号之一的大禹，也频频出现于“夷夏同源”的历史叙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游牧民族君主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且普遍积极地认同华夏文化和祖源。例如，匈奴后裔、前赵国主刘渊，曾宣称帝王之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德行。他以大禹和文王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华夏圣君，是因为所具备的高尚德行，而非他们的族群背景。刘渊通过这种表述，强调了德行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来源与依托。
同样，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坚信自己是夏后氏后裔，并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 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苻氏则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此外，南方各民族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并在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时，体现对华夏文化的尊重和融合。
而“禹迹”，就是根据史料记载的有关大禹治水立国等传说，至今留存的一系列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如文化遗址、纪念建筑、地物表征、石刻壁画、地名遗存物、祭祀礼仪、节庆等等。这些遗迹和遗产分布于山川形胜，自然与文化景观交织其间，呈现了多元的文化表达。
西周，最早出现关于禹迹的历史记载。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谭徐明认为，“西周指称禹治水的‘九川’‘九泽’，应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禹迹，与现代地理大多可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诸侯国纷纷仿效西周，将受封的疆域表为“处禹之都”。遂、齐、秦等国先后铸鼎，宣称自己封国来自禹的疆域，自己的土地“鼏宅禹迹”。晋指称平地隆起的山丘为“夏墟”，是其先王受封之地。越王勾践建立“禹宗庙”。
先秦，在文献中被指代为禹迹的还有黄河流域的积石山(“导河积石”)、壶口龙门山(“禹开龙门”)，以及长江流域的岷山(“岷山导江”)等。
秦朝，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由此开创了大禹祭典最高礼仪形式。
汉朝，蜀郡的禹穴和会稽郡的大禹陵也被官方认定为禹迹。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功绩：“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其中的“九川”，即禹河，是公元前7世纪之前黄河下游的水道，其流经冀州地今河南、河北至天津入海的多支水道。
秦汉之后，大禹为祖先之神、治水之神的地位赋予了禹迹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形成了华夏之内禹迹无处不在的自然与文化景观。正如我国近现代水利先驱李仪祉所说，“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亦无弗有也”。
三、日韩等地禹迹的文化解读
大禹精神，超越国界，在东亚地区广为传播。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均有大量禹迹存在。大禹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见证了东方世界各民族交流互鉴的过程，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日本很早时期就开展大禹信仰文化活动。2022年4月，经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审核通过的《日本禹王遗迹分布图》，共收录日本禹王遗迹153处，包括禹王神像、禹王画、禹王庙、文命宫、祈祷坛等，遍布日本各地。
2010年，第一届日本全国禹王文化节在神奈川县开成町召开，尔后每年于日本各市相继召开。2013年，日本民间自发成立了“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并发行会刊，致力于日本大禹信仰史迹与文物的发现与研究。
在位于富士山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地区有一座创建于1726年的神禹祠(现今的福泽神社)及相关的文命(禹的别名)碑等。当地对大禹的祭祀活动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学校、水道、桥梁等以大禹命名，这些都是大禹文化与当地社会融合的实证。
在韩国，不仅姓“禹”的人很多，含有“禹”字的地名也很多，如禹山、禹津江、禹池里等。其建国神话中也有关于大禹的记载。《檀君世纪》中记载“甲戌六十七年帝遣太子扶娄与虞司空会涂山太子傅五行治水法勘定国界幽营二州属我”，意为帝派遣太子扶娄与涂山的虞司空会面，传授太子五行治水的方法，勘定国界。这里的“虞司空”被学界推测为大禹，扶娄所学的治水之法即来自大禹。
和禹王相关的历史遗迹有位于庆赏北道六香山的禹王碑，于1662年由一位名叫许穆的官员为祈求风平浪静而建。这座“大韩平水土赞碑”被认为是出于对“治水之神”禹王的信仰。截至2022年4月，《韩国禹王遗迹分布图》通过实地走访、网络搜集等方式，共计收录了韩国禹迹37处。
绍兴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于2021年4月联合启动了《东亚禹迹图》的编制工作，当以《中国禹迹图》为主体的《东亚禹迹图》汇集成一张图纸时，大禹文化研究就成为了东方世界各民族共同文化信仰、文化认同的见证和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和象征，是一份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一幅禹迹图的古今演变，不仅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有力共鸣。我们要让《中国禹迹图》能像与“大师对话”一样，成为人文交流的典范，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新符号。
(作者简介：哈正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庆庆，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