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黄老，还习惯用缝纫机做些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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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现在的很多家庭早已弃之不用了。可是，黄老不但爱惜地留下它，还把它奉为“上宾”，时不时地上点机油，上脚踩踏几下，让它和自己一样，保持旺盛的活力。
他笑着对记者说：“都用了几十年了，舍不得扔，没了它，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服从分配
1960年3月，打点行装，准备还乡的黄老和战友们，兴奋的心情还未消减，突然接到军区的命令，这批兵不能转业回家了，东北的松辽地区发现了工业油流，他们要集体前往那里，参加石油大会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摘下了领章、帽徽，可身上还是那身旧军装，骨子里还是人民子弟兵。虽然他们不止一次地想过回到家乡，成家立业，干一番事业。可是他们知道，小家和大家谁轻谁重，二话没说，调转方向，向东北开进。
黄老，是到达松辽会战前线最早的那批退伍兵之一。当时，会战指挥部还没有做出挥师北上的战略决策，石油开发大多还集中在高台子、葡萄花一线。
黄老说：“我们这些转业兵当时还都是钻井、采油的门外汉。只能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我当时就被分去做井架安装。年轻，有把子力气，几十个人喊着号子，就把井架立了起来。可是，一次事故让我感到了这项工作的危险。
“那次在荒原上立井架，因为一组人的劲儿没使匀，半空中失衡的井架偏离了预定的方向倒了下去，一位18岁井架工的鲜活生命，就消逝在我的眼前。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心里非常害怕，不想干了，想找领导换个工作，但话到嘴边还是没开了口。”
其实，像这样服从分配的事，黄老在部队时也遇到过。他说，当兵时，自己个子小，文化又不高，新兵连分配他去做学习有线电话的通信兵。等到连队时分到了炮团，就想着能转行当个炮兵，可是几次申请，领导都没有批准。但他不是那种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的人。不让我当炮兵，我就踏踏实实地把通信兵干好，正是在那段日子里，因为他工作努力、积极上进、表现突出，在部队入了党。
黄老说：“人，有想法、有目标是好的，奔着这个方向努力，达到了更好，达不到也不能消极任性地耍态度。有个词叫‘殊途同归’，有句话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年轻人不要只看眼前的工作离理想多远，只要你勤勤恳恳，干一行，爱一行，你的努力就不会白费，同样能够达到人生辉煌的目标。”
跑步取暖
大东北的冷，是出生在南方，参军也在南方的黄老始料未及的。
黄老说：“当时，我过冬的棉衣，还是部队配发的，和北方部队的区别是，为了适应南方气候的需要，棉衣相对单薄。这一区别，让我们这些南方人，在极寒天气的东北遭了不少罪。
“那时，我们住的是活动板房。室内是一个用油桶改造的炉子，烧原油取暖。原油不缺，可屋子烧得再热，也架不住四面透风的夹板墙。睡觉时，穿着棉衣、盖棉被，半夜仍会冻醒。许多职工就因为睡觉被子没有盖好，手、脚被冻伤。我当年比较瘦，扛不住冷，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起床搓手搓脚，然后出门围着活动板房跑步取暖。
“如果说冷还可能用跑步解决，那接下来的饥饿，就让我束手无策了。刚到油田时，南方人每月还会给20%的大米和白面的饮食照顾，随着粮食供应的紧张，连粗粮都不能管饱，大米和白面的照顾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这个吃大米长大的南方肚子，吃不惯苞米馇子、高粱米饭，强吃又难以下咽，吃多了，胃里胀得难受，没办法，饿，也只能少吃。后来，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被粉碎的高粱米秆掺进苞米面窝头中，饱腹感是有了，大便却几天也解不下来。”
搞好后勤
看着周围的同事都趁着休息时间，跑到萨尔图街里，买高价糖果，或从附近农民手里买点月饼、烤土豆什么的，摸摸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钱，想着还要供养父母妻儿，宁肯饿着，黄老也舍不得掏出来买东西吃。
在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时期，黄老被调到了工程指挥部的小灶食堂，为那些打过鬼子、解放过全中国的老领导服务。
黄老说：“说是小灶，其实也没有啥特殊的东西给他们吃。这些功臣当时的年龄都不小了，一样和大家吃粗粮，啃咸菜。唯一的待遇是每天喝上一杯奶。
“牛奶，是从萨尔图天桥东侧的一家牛奶场取回的。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往返于指挥部和牛奶场之间，不分寒暑，一根扁担、两个桶，单程要走40分钟。
“看着这些面黄肌瘦、曾经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革命，喝上这口牛奶的满足感，我更觉得自己工作的重要和光荣。”
重操旧业
1963年，石油大会战进入决胜阶段，钻井、采油战线的会战职工干得热火朝天。因为他们大多在露天作业，工作服磨损很快。当时许多职工还没有接来家属，自己工作又忙，被泥浆、油污浸透的工服板结得就像一件件铠甲，扔了，没的可穿；不扔，又没法再穿。
虽然当时已经成立了家属缝补厂，但并不能满足一些基层单位的需求。许多单位也相继组织职工家属，成立了缝纫组、缝补组，以就近解决会战职工穿好、穿暖的问题。当年的工程指挥部也成立了缝补组，黄老的“童子功”得以发挥。
黄老说：“我是家里的老大，十五六岁时，因为家境贫困，母亲不得不把我送到芜湖做裁缝的舅舅那当学徒。到19岁参军前，我已经在舅舅店里独当一面了。参军以后，多少年都没摸剪子了，没想到在石油会战中派上了用场。
“一开始，我们只是做些缝缝补补的小活。可后来，送来的工作服，特别是棉工服，脏得不得不拆下来洗。一上水，有些布已经糟烂了，一搓就是一个洞。在那个买布凭票供应的年代，布是紧俏品，一小块都不舍得扔掉。我们也和家属缝补厂一样，在布匹紧张的情况下，把残布一小块一小块选出来拼在一起，缝成内里。工服的面料用新布，把旧棉清洗烘干，重复利用。因为只有我是个成手，不仅要剪裁新布料，还要剪好拼出的旧布料，一把剪子挑大梁。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一件件结实、耐用的工服送到了一线职工手中。”
黄老说：“那个年代，谁都这么干，都希望能把自己的这点本事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才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工作。”
红色传承
一个少说多做的老实人
讲述人：黄萍（黄老的女儿）
父亲是个守纪律、有分寸的人。军队的培养，给了他不怕困难、勇敢冲锋的斗志。他从来都是少说多做，以大局为重，舍小家为大家，工作上从不挑挑拣拣，让干啥干啥，而且要干成最好，这也让他在同事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作为他的女儿，我一直追随着他的足迹，在他的榜样作用下，认认真真地工作。同时，我们也教育自己的子女，像姥爷一样，做一个工作生活中少说多做的老实人。
文/摄 大庆日报社全媒体记者：伏虎
